，如被冰雪”的感觉。
地确，梁启比“神州自由人”更深入的揭示出了中国这个“重文轻武”传统的症结所在。
中国自从秦始皇“郡县天下”后，真正的“封建社会”其实已经消失了，代之以“皇权社会”。中国的皇权社会，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，皇帝老儿的心里，最大的担忧就是武将“拥兵自重”，因此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。\在这方面，宋代和明代可以说做得最彻底，宋、明两朝的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就只听皇帝一个人的，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。皇帝们才不管这个将军是岳飞戚继光袁崇焕或是太监――郑和那样地还算不错，王振的话可就活该当兵地倒霉了。皇帝老儿们既希望平时“将兵分离”，又希望打仗时“将兵一体”，英勇善战（好事全成你们皇帝家的了），这又怎么可能呢？
在这种心理作用下，一个再庞大，比如说宋代有一百多万军队（而且据说武器装备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地），明代肯定不会比这个数字少，大清朝也是只多不少，可打起仗来照样什么用也不顶。
现在就象梁启说的，华夏共和国政府成立后，中国结束了千年帝制，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，这个“崇文抑武”的根源也就不存在了，中国现在，是到了改变“崇文抑武”的国策时候了。
紧跟着梁启，谭嗣同的文章批判得更为猛烈，讽刺得也更为辛辣。
“中国自宋时重文轻武，至南渡败亡，犹不自省，言论皆厌谈兵事，每有建议，则琐碎细事。时宋高宗朝，有黄门建言圣德好生，求禁屠鹅鸭，适报金虏南侵，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，高宗忧之，近臣云不足虑，盖我朝有鹅鸭谏议，亦足当之！闻者绝倒。此即民谚之金人有狼牙棒，宋人有天灵盖一类也，不意时至今日，亦有此辈人等。吾即问此辈人等，汝之子女家产，赖何人得以保全？汝之家园，何人为之守护？外寇每至，汝等可曾爬冰卧雪，与强虏一较生死？甲午年倭舰横行无忌，是谁人抛头颅洒热血，歼得倭舰，保海疆之平安？己亥俄乱，汝等又在何处？怎不向俄人高谈阔论，挥遒以却之？岂以汝辈鹅鸭真能敌龙虎者欤？而每当和平一至，汝辈即有无数谰言加于忠勇将士，欲贪天功为已有，以为非汝等即不可保国，岂知尔等被敌屠尽，即我中国一大幸事也！汝等尚有何面目立与世，妄言吾忠勇保**人之是非！唯愿我为国牺牲之忠勇将士，英灵永存，为我中华万民永世之精神财富，造就我**人之典范，为我民万代之表率！”
“这个谭和尚，可是骂得够狠的啊。\”马读完了谭嗣同地文章后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“他上哪知道的那么多的笑话？”
“人家好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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