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四辖六院而为察官,由察官而为卿监侍从执政,资课者。
这种转迁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择贤而任的作用,使得贤愚不分,升官要靠论资排辈,而官职的变动往往是与待遇相勾连的。吏员由于升职困难,提高待遇无望,而按规定吏员的薪俸很低,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员纯属义务劳动。没有工资,拿什么养家,胥吏们自然工作消极,不得不靠敲诈勒索、贪污公帑过活。
如此看来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。也许有人不明白,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?其实说到底赵昺觉得根子还在皇帝身上。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抢了他的权力,可天下太大,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,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、制度之上,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。
结果就是天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,也就是“官”,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、制度的胥吏身上。胥吏就是帝国的“治民事”的规章、制度的执行者或者说人格化表现,他们的得势,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,“治民心”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。千百年来也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,但是直至现代仍然没有能够完成。
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,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,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。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,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,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,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。
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,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。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,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,直至迎来开元盛世。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,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,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。而所谓官德,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,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。
从唐太宗开始,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,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、吏治关系王朝兴衰。唐代的法律制度、考核制度、监察制度等,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。从唐代的实例来看,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。直到中唐以后,白居易还说:“今之刑法,太宗之刑法也;今之天下,太宗之天下也。”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,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。
《唐律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。标准如何、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,具有很强的操作性;有规章自然就要有监督,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,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,且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,其有权直接弹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在内各级官员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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