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着,不敢收贿赂,那就巴不得多来些人进编制,分摊下来,活儿少清闲。
而这套政策之所以被后继者废止,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涉及到了皇权——士大夫体制的本质问题,就是这套体制的导向目标究竟是什么?答案是,为了稳定。很意外吧,可就是这么奇妙。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,再有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,可以是合法的输送,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,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,甚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,在这个体系逻辑中,“浪费”和“低效率”是必须的,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。
可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,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,不分官还是吏,都一个德行。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,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,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,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,不仅仅是一时一事,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,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。要成功,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变革,或者是经济上的,或者是政治上的。否则,这些效率无处释放,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。
“陛下,重归江南后,时事更迭,有人便欲重提旧事,恢复旧制。”见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,徐宗仁轻叹口气道。
“徐尚书,你是三朝老臣,通晓先朝之事,以为用当年王相之制不好吗?”赵昺探探身子问道。
“陛下,臣以为王相之制虽不能彻底清除顽疴,却也能清除官场弊端,澄清吏治。”徐宗仁面目严肃地言道。
“胥吏之弊在于吏强官弱,官无所为!”赵昺言道。他对于本朝吏治腐败成什么样子没有见过,但是耳闻极多,从几位先生的授业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谓不绝于耳,却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。
其实他以为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,他们虽在官府当差,却仍是“庶人”,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,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;而作为庶人,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,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。因此,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,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、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。
官僚士大夫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,对胥吏的不法行为大加指责,片面夸大胥吏的消极影响,而忽视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,社会上看他们更是“以奴隶使之,以盗贼待之”,身份之贱与娼妓、奴仆为伍,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,到了节骨眼上,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。
赵昺以为这是不公允的。吏强官弱是由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。就政治因素而言,宋朝建立于五代战乱之后,宋代统治者为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,把权力集于一身,使中央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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