呢?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,赵匡胤的做法是,让文臣参与议政,指点帝王的得失。但是,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,听不得批评,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,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。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,不杀谏官及士大夫。聪明的士大夫们便利用这个‘漏洞’将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国纲领中。
自太祖和太宗两位开国之君后,从北宋到南宋的十几位皇帝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,这个现象十分诡异,按照概率学说,大宋皇家这么多子孙怎么也应该出现一位又为的君主,结果却是没有,平庸之辈却是满地走。这不能不让赵昺多想,他觉的应该以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关,而这些君主们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礼,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。
从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样,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,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。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,君主的“最高权威”应当是象征性的,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。这一点,跟后来标榜“乾纲独断”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。理学家程颐解《周易》,提出: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权者,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。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,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,一切‘行道’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。
别看赵昺只研究了这么几天,他就可以肯定地说,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,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。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,现在政务“多出亲批,若事事皆中,亦非为君之道。脱十中七八,积日累月,所失亦多。”显然,富弼反对君主“亲批”政务,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。南宋理学家6九渊也说:“人主高拱于上,不参以己意,不间以小人,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,使其臣无掣肘之患,然后可以责其成功。”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。
以赵昺所知和理解,这种政体更与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,等于将皇帝架空了,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。如此一来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?宋人认为,是宰相。用程颐的话来说,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。宰相是政府的脑,职权就是:佐天子,总百官,平庶政,事无不统。
那这时候傻子都明白了,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“二权分立”: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。政权归于君主,治理权归于宰相,用宋人的话来说是:权归人主,政出中书,天下未有不治。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,宰相的权责是组阁,治理天下。君主与宰相“各有职业,不可相侵”,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,则属违制,将要受到群臣抗议。而这个‘制’以赵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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