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行于后的理学在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,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;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,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。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。也为后来朝堂上的争斗和学乱埋下了隐患。
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,知识分子还能否“独善其身”?不可否认,在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,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,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,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。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,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,不再入朝为官。
知识分子独善其身,无非要有三个空间:生活空间、学术空间、政治空间。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,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。
生活空间上,宋代有这个条件,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,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,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。例如陆游,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,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,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。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,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。
另外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,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。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,但限于‘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’的祖宗家法,却无法在肉体上消灭他们,这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,还是很重要的。
从外部来看,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,不外乎接受、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。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,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。南宋前期,对王学以及洛学,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,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。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,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,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,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。
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、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,并不是截然对立,相互排斥的。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,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,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,在讲功利,讲利欲时,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,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。
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,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,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,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。于是,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“帝王师”的士大夫学者。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,彻底碾碎了其“外王”梦后,还可以退出庙堂,疏离政坛,闲居不仕,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。
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。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等人,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、笺注,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,讲明义理,认为仁、义、忠、信不离乎心,本
请收藏:https://m.bqgrar.com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