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与夔王,谁劣谁优,如果立谁又会怎样,但历史没有如果。正是因为东宫未立,加上弥留之际所托非人,因此造成兄弟觊觎帝位,给了宦官得以私自拥立新君,重新执掌权柄的机会。就这样,唐宣宗自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“小贞观”之治,很快便土崩瓦解了,也正是其这一人生最大的遗憾,让大唐王朝的最后时刻真的很快就到来了。
后世有史学者在评论唐宣宗立储纠结的后果时,是这样说的:“以立储之大经,不先决定,及驾崩以后,竟为宦竖握权,视神器为垄断之物,英明者果若是乎?……无感乎唐室之天下,与阉人共为存亡也。”正是唐宣宗在立储问题上的反复纠结与再三犹豫,才给宦官重新掌权提供了机会,也才使他身后会留下无数的隐患与无穷的遗憾,这就是“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”的历史教训。
以王应麟所知,在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,避免重蹈覆辙,宋代皇室沿袭了中唐以降东宫官属的轨制设计,将东宫架空以实现不乱政局的目的,且在大宋当太子并见得不是件什么好事。
首先作为太子所依的实体东宫设置都很随意,一般当原先的皇子被册立成太子时,他的王府甚至他原先的居所变成了新的东宫。甚至将空闲宫殿修葺成东宫,从而节省人力物力,随意性可见一斑。
其次在太子的定位上,其职责为“视膳问安“。也就是说,作为皇太子,你除了跟着老师学习,你的任务就是来向我请安。早上请安,中午请按,晚上也请安,其它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。
原先的詹事府,左、右春坊都早已不复存在,或者说实质上已经消失,留下来的只是形式上的保留,仅为了让太子的礼数尽可能的周全,受此影响东宫机构基本丧失独立运行的能力。
加之受到皇权限制,太子不得领兵,也就失去了军队所有权,没有了独立于皇权之外仅听命于东宫的军队,也失去了真正能够形成太子护盾的政治力量。
另外,在中央议政参政机构的挤压,地方权力机构的泛滥膨胀的基础之下,太子的东宫已然失去了自己获得政治影响力的途径,自然也无力强势重回到政治上面。
王应麟也明白正因为如此,也让东宫的地位稳固,皇位传承平稳有序,因为较少权力的太子不会起到争夺皇位的心思,皇帝也不会对太子整天提防提心吊胆。可他想不通的是小皇帝对此不会不了解,为什么依然对立储十分排斥,容不下一个吉祥物一样存在的皇太子。
左思右想下,王应麟突然一惊。他忽然想到在南渡之后东宫僚属的人事变迁,已经不仅是受到皇帝的影响,也深受政局的左右,出现了‘异论相搅’的局面。尤其是孝宗之后,随着宰执兼任东宫官成为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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