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名号出现,那么很有可能会被大明社会当作海外番邦看待,特别是那些接触不到穿越者的普通民众,他们未必弄得清海汉人跟佛郎机人或是红毛人有什么区别。
如果穿越集团要把宣传对象瞄准大众,那么所需要做的工作是非常繁琐而艰巨的,能够取得的效果也很难进行监控。而如果将这个对象换成掌握话语权的士绅文人阶层,那效果就不一样了——铸印有“海汉”标志的玻璃文具几乎肯定会在市场上走俏,而这些用户对于这种产品的认同感,很容易就会被潜移默化成对于“海汉”文化的认同。
试想一个常年使用海汉文具的文人,天天都能看到用小篆书写的海汉标志,还会将海汉作为海外番邦看待吗?而这些人的看法会逐步影响到周边的人,让普通民众对于海汉的认同感也随之逐步增加。
这种隐性的宣传策略是长期的,并且也不会拘泥于玻璃文具这一种形式。信产部已经在联合文教、机械、化工等部门,配合着造纸作坊的投产,准备对印刷业进行开发。届时除了印制一些内部资料、证件等东西之外,对外的文化输出也是未来印刷业的重点项目之一。执委会希望能够通过向大陆地区输出大量印刷精美,价格低廉的书籍,进一步取得文人阶层的认同,这样在今后逐步蚕食大陆的时候,能有效减少来自民间的抵触情绪。
这种以文化为载体的“入侵”方式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效果,现在还不太好说,但从李奈这个大明读书人的典型代表来看,对展示的样品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
李奈将样品一一拿在手里慢慢打量,在惊叹于海汉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,他当然也注意到了那些铸印在商品表面的小篆标志。与穿越众想法有些不同的是,李奈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变相的“文化入侵”,而是认为小篆标志是海汉人的一个巧思,是为了突出自身的品牌,杜绝市面上出现仿冒品的一个手段——施耐德便是这样向他解释了标志的作用。
李奈心中已经在琢磨,这样制作精美的玻璃文具运回广州之后,“福瑞丰”只消将其加上锦盒包装,那么妥妥就能卖出高价。只是海汉人曾经提过的高中低档次区分应该如何来进行?难道是以包装而定?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,那岂不是成了骗傻子的手段?而且这文具样式如果过于单一,似乎跟海汉人所倡导的“独特、唯一、高贵”的销售理念也不太符合。
李奈忐忑地向施耐德提出了这些问题,施耐德饶有兴趣地反问道:“正如李先生所说,仅仅靠着包装或者是宣传口号来区别高中低档产品是很难的,而且也不容易让买家认同。如果是李先生来主持设计工作,那打算怎么来实现你所说的这种差异化?”
李奈皱着眉头想了一阵才应道:“恐怕还是得如贵方以前的提议,从外形上设法区别,例如可否用上一些雕刻的技艺,在文具上刻一些诗词歌赋或是画作,用来增加其……其……那个词是叫什么来着?哦,对了,产品附加值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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